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光伏产业危机,折射了中国经济发展模式的一些深层次问题:
第一,地方政府为了追求GDP,往往纵容企业污染环境,一方面使得这些企业享有了“扭曲的竞争优势”,另一方面也把污染成本“外部化”给了全社会。从长期来看,这种牺牲环境来发展经济的做法,不符合人民的根本利益,污染问题的爆发带来了社会矛盾的激化,威胁到了社会稳定。
第二,在缺乏财政民主的体制下,地方政府有浪费纳税人资源的“道德风险”。目前的财政制度不仅透明度不足,公众难以知晓资金使用的细节,而且人大对政府开支的制约也流于形式化,地方官员出现了“有钱花、随便花”的危险趋势,社会成本高昂。
第三,在“政治经济一体化”的模式下,地方政府过度涉足经济建设活动,甚至成为经济建设型政府。由于地方政府的“公司化”,环保、质量安全等执法功能就被边缘化,甚至屈从于GDP主义。长此以往,不仅带来了环境污染、食品安全等系列危机,更破坏了法治,容易成为滋生腐败的温床。
光伏产业危机,理应成为推动中国财政民主化的契机。唯有如此,中国经济才能走向健康、可持续发展的正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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